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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子蟾人文启迪--中国早期的昆虫文化-海社科

72 全部文章 | 2017年08月16日
人文启迪||中国早期的昆虫文化-海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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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勇,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曾任海南师范大学政治法律系副主任、郑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现任海南省社科院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著有《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先秦秦汉卷)、《海南海洋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著作十余部,公开发表论文近百篇。

身材细小而生命细微的昆虫是人类最早也是最亲密的伙伴。早在三亿四千万年以前昆虫就出现了,它进入全盛期也已经有七千多万年了,而我们人类的历史才三百万年。昆虫走进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不再枯燥而变得丰富多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很少为人瞩目的独特昆虫文化景观早在我们中国历史的童年就已经揭开了令人称奇的一页。

一、昆虫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
昆虫很早即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周礼?天官?鳖人》云“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周礼?天官?醢人》有“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礼记?内则》云“腶修徐凌晨,蚳醢”田禹治,“蜩、范”,这里提到了周代职官鳖人负责把蠯、蠃、蚳这三种东西交给职官醢人,由他们烹制成美味食品,用于祭祀场合。其中的“蚳”是蚁子,“蚳醢”即蚁子酱,在制作加姜桂等捶捣而成的干肉时,蚁子酱作为配料而使用。韦昭注《国语?鲁语》上的“虫舍蚳蝝”作注时说:“蚳,蚁子酱,可以为醢。蝝,复陶(未有翅的蝗虫,蝝虫又见《左传》宣公十五年)也,可食。”《礼记》还提到了人们把蝉和蜂用于食品负子蟾。其中的“蜩、范”分别是指蝉肉和蜂肉。
二、昆虫与居所环境卫生以及日常用具的保养
并非所有的昆虫都是人们喜爱的朋友,有些小家伙钻进人们的居所或者日常用具中,成了人们讨厌的对象。在周代,有专门负责居室墙屋卫生的赤犮氏,其任务是“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周礼?秋官?赤犮氏》),这里的“狸虫”指的是藏于壁间孔隙中的小虫(如土鳖、蓑衣虫等)。意思是说赤犮氏掌理清除墙屋中的虫豸,用捣碎的蛤壳来驱除它们,或者用水和蛤灰来毒杀它们,并去除一切藏在墙屋壁隙中的害虫。

土鳖 蓑衣虫
在日常用具的保养方面,人们也很注重对虫害的去除。如翦氏负责驱除蠹虫,具体来说是以攻荧(祈神的一种名称)祈神求去除它,用莽草烟熏它,并去除一切为害器物的虫类。关于“蠹”,《说文?虫部》云:“蠹,木中虫也董健吾。”《一切经音义》引《字林》云:“蠹,木中虫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吕氏春秋?达郁篇》云“木郁则为蠹”,可知这是人们对于木制用具的保养方法。
此外,人们讨厌并驱除的不仅有陆居的虫子,还有水中的虫子。如蝈氏就采用烧牡菊的烟或灰来驱除水中的青蛙蛤蟆等水虫,壶涿氏则采用瓦鼓驱赶、用烧烫石头投入水中发出响声以惊吓狐蜮等水中毒虫的办法,这些都是人们对于入侵人们自己生活空间的某些虫害而采取的措施。
三、昆虫与政治生活
小小的昆虫怎么会参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呢?其实,当人们一旦将某种昆虫定位于害虫时,那么这些昆虫就成了国家灾难或者政治罪过的象征。
如:
1、蠹虫为害。如鲁国臧武仲曾批评御叔是“国之蠹也”(即国家的蛀虫)(《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晋国韩宣子认为战争是“财用之蠹”(《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晏子谈论政事时批评齐国国君的仓库里堆聚的东西烂掉生虫(公聚朽蠹),三老却受冻挨饿(《左传》昭公三年),这里把某些人或者某种行为看作是危害国家与政治的蠹虫。
2、蛊虫为害。“蛊”字以虫为偏旁,自然与害虫有关。秦国医和为晋平公诊断病情时说“近女室,疾如蛊”(亲近女色,病同蛊惑),并且还对“蛊”作了解释,认为“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过度沉湎于某事所引起的病就叫蛊。在文字,器皿生虫为蛊,谷子生出的飞虫也叫蛊。在《周易》中,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叫做《蛊》)(《左传》昭公元年)。很显然,这里在分析病因时表面上是作医学上的分析的士判官,实则是对统治阶层奢侈生活与政治作为的批评。这种现象在《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也有所反映,如宋国的司城茷曾批评大尹“蛊惑其君而专其利”。
3、蜮虫为害。《诗经?何人斯》在谈到政治斗争时说周朝卿士苏公骂暴公是“为鬼为蜮”,即骂暴公是害人虫害人精。这里的“蜮”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蜮山旁边有一个蜮民国,蜮民国的人们把射来的蜮虫这样的害虫当成食物来吃,而蜮虫是一种生长在水中并且能够含沙射人致人生疮而死的害虫。本于此,郭璞、杜预、服虔以及刘向等人都把它看成是传说中的一种能含沙射影使人得病的动物。尽管如此,传说中的怪物还是应该在生活中有所本的。杨伯峻先生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蜮”是“螣”一类的害虫。《左传》庄公十八年说出现了“蜮”,就给国家带来灾害。
4、其它有关昆虫害政的象征。如“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百姓悲叹如蝉鸣,恰如落进沸水汤)(《诗经?荡》)、“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吃光庄稼)(《诗经?桑柔》)、“蟊贼蟊疾,靡有夷届”(吃庄稼,没完没了)(《诗经?瞻卬》)、“诸侯用宁,蟊贼远屏,晋之力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等的记载,这里把与虫有关的虫的蠕动行为、虫子的鸣叫声以及虫子猛吃庄稼的现象指代政治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小人的祸害以及危害国家的农业安全,都是昆虫害政的表现。
四、昆虫与农业生活
先民们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和密布在田头地边的昆虫有了无数次的亲密接触,于是对于昆虫的季节性生态习性的观察非常细致。如《诗经?蟋蟀》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进房天气寒,岁月匆匆近年关),《诗经?七月》有“五月鸣蜩”,“五月斯螽(蚱蜢)动股,六月莎鸡(蝈蝈)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里把昆虫的活动与季节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描述得分外清晰。

再如《左传》桓公五年有“凡祀,启蛰而郊,…闭蛰而烝”,这里以昆虫的春出而冬伏作为对季节变换的描述,《左传》襄公七年孟献子则对节气中的“惊蛰”有明确的说明鲁北热线,“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昆虫的活动显然对农耕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礼记?月令》对昆虫季节性活动的情态与社会关系有细致的论述。在春天,“其虫鳞”,是说春天的动物以鳞类为主(龙为鳞类的代表动物,按照五行学说,苍龙属木行,主东方,故以鳞类为春虫。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魏献子听人们说过“虫莫知于龙”,可知称龙为虫在春秋以前即已存在)。在孟春之月,东风化解冰冻,冬眠的虫类开始活动,但是正值虫类怀孕时期,禁止杀害幼虫。进入春分,雷声发作,冬眠的虫类都开始活动,破洞穴而出。这个月人们必须择时而动,不能够发布违背时节的政令,否则国家就会发生大旱,暖气就会提前到来,就会有病虫危害庄稼。在春三月,蚕虫已经开始活动,要求妇女才桑叶,准备好养蚕用具。在夏天,“其虫羽”,是说夏天的动物以羽类为主(按五行,因为夏季属火行,南方属火,二十八宿之南方七宿有鸟象,称为“朱雀”,故以羽类为夏虫)。
在孟夏之月,有“蝼蝈鸣,蚯蚓出”。这个月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就有蝗虫灾害。在夏五月增城家园网,螳螂生长,蝉开始鸣叫。这个月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就会出现各种病虫时时兴起的现象,从而引起国家的饥荒。夏六月,温风开始吹来,蟋蟀居住在墙壁缝隙中,腐草中生出萤火虫。在四季的中央(即夏秋之交),“其虫裸”,这时的动物以没有鳞羽的裸虫为主(陈澔曰:“人为裸虫之长”。按人为万物之灵,居天地之中,壤土之上,而无鳞甲羽毛,故为裸虫之长,而属之于中央土,系之于季夏之末)。
在秋天,“其虫毛”,是说秋天的动物以毛皮类为主(高诱曰:“金气寒,裸者衣毛。毛虫之属,而虎为之长”)。秋七月,凉风吹来,寒蝉鸣叫陈天佳。这个月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导致阴气太重,甲虫败坏庄稼。秋八月进入秋分,开始停止打雷,需要蛰伏的虫类在洞穴四周培土,杀气越来越盛。这个月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该蛰伏的虫类就不掩藏其身而出来活动。秋九月,须冬眠的虫类都蜷伏在洞穴中,并且都把洞口涂塞起来。
在冬天,“其虫介”,是说冬天的动物以甲虫类为主(郑《注》曰:“甲虫,象物闭藏地中,龟鳖之属”)。在冬十月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冬季就不会寒冷,冬眠的虫类又会出来。冬十一月命令官吏说不要兴起土功、不要揭开覆盖物和拆毁宫室房屋,否则各种冬眠的虫类就会死去。这个月芸草开始萌生,蚯蚓屈首向下,面向阳气。如果冬十一月实行春天的政令,那么就会有蝗虫出来为害。冬十二月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那么甲虫就会变成妖怪为害。

在昆虫与农业生活的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先秦时期桑蚕业的出现。蚕作为一种昆虫进入人类的生活是很早的。据考古发现,在距今将近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经有了蚕茧、丝帛、丝带和丝绳等,这说明人们认识蚕的实用价值非常早。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蚕、桑、丝、帛等字眼,反映着当时人们对于蚕桑业的认识程度。

在周代,有关蚕桑事务的文学描述可见于《诗经》等古籍中。《诗经?国风?七月》描写春天来到,农家女执筐到地里摘取柔嫩的桑叶,回家养蚕。《礼记?祭义》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在桑树上劳作的“蚕妾”,可知周代已经有了成片的桑林,有了专门养蚕的场所“蚕室”,这些都表明蚕这种昆虫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间,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昆虫危害庄稼也是昆虫对农业生产给予的重要影响。最早关于昆虫为害的材料可从商代的卜辞中得到反映。对卜辞中的“虫”字,郭沫若认为是蟋蟀之类,周尧认为《说文解字》中“蝗”“蝝”字的演化本源于此,郭若愚认为是“螽”字,为蝗虫之形。卜辞中还有众多关于蝗灾的材料。可见,商代人们对于昆虫的形态特征已经有所认识。尤其是对于蝗虫和农业关系的认识丁大算盘,也有所体现。当时人们为了消灭蝗虫,有用火烧烤的,有祷告神灵来止蝗的(宁蘒),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在抗击蝗虫为害方面的积极有为。

到了周代,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农业生产中害虫的分类、活动习性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如《诗经?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朴初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诗经?桑柔》有“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其中的螟、螣、蟊、贼都是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尔雅》云:“食苗心,螟;食叶,蟘;食节,贼;食根,蟊。”根据昆虫对庄稼危害部位的不同,做了分类和命名。“蟘”即“螣”的异写,“螣,蝗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可知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蝗虫吞噬农作物叶子的特征,并且还采用祈求农神保佑或者用火烧杀的办法来进行治理。反映春秋时期农业虫害的记载多在《春秋》与《左传》中。《春秋》记虫灾从鲁隐公五年开始,到哀公十三年结束,共发生十五次,其中十次是蝗虫灾害。《春秋》所记害虫名称用“螽”,“螽”是飞蝗类害虫。《左传》隐公元年和庄公二十九年均有“蜚”虫为灾的记载。关于“蜚”的解释,《尔雅?翼》云:“蜚者,似蟅而轻小,能飞,钱琳琳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异星虫族。田家率以早作掇拾至他所。至日出,则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气臭恶,能熯稻,使不汤浅政明穑。《春秋》书之张鲁新,当由此尔。今人谓之蜚盘虫,以曰香娘子。”《左传》还记载蝗虫为大灾的情况,如《左传》文公三年记载“秋,螽于宋”,是指飞蝗在迁飞过程中突然坠地死亡的现象,成群的蝗虫像下雨一样落到了宋国境内,可见飞蝗之多,显示出蝗虫对农业的深重灾害。
五、昆虫与娱乐生活
昆虫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不仅成了人们口中的美味,刺激着人们的味觉需要,而且也愉悦着人们的听觉和视觉,丰富着人们的娱乐生活。
1、昆虫的鸣叫声。
《诗经?草虫》和《诗经?七月》记述了草虫、阜螽、斯螽、莎鸡、蟋蟀、蜩、蝉与蟋蟀等虫子发出的喓喓、动股、振羽等鸣叫声。有些鸣虫的声音还蕴涵着复杂的情感。如《楚辞?九辩》有“蝉寂漠而无声”,“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于西堂”,用深秋里寒蝉寂寞噤无声,用深秋里蟋蟀的叫声,衬托自己的孤独心情。《诗经?小弁》中有“宛彼柳斯,鸣蜩嘒嘒”,千丝万缕的柳条与喳喳不停的蝉鸣声,衬托的则是作者自己哀怨的心情。《诗经?荡》里的“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描绘的则是蝉鸣之声衬托下的百姓的悲叹声。最为讨厌的声音要数苍蝇的声音了,《诗经?青蝇》有“营营青蝇”,通过对苍蝇声音的拟声,反衬的是对谗人害人祸国行为的痛斥。
2、昆虫的视觉情感。
一方面,在人们的目光中,有些昆虫美丽动人,并被制成工艺品、装饰品,或成为某种饰纹。如《诗经》中有“螓首蛾眉”、“蚕月条桑”、“蜎蜎者蠾”、“熠燿宵行”(《诗经?东山》),这里取象于某些昆虫,而用之于人自身的面貌或心情描写。“螓首蛾眉”是一种比喻,郑玄注谓蜻蜻我的特种生涯,此虫额广而且方,故以比妇人之首者,就是比喻女人长得很漂亮。如《楚辞?离骚》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熠燿宵行”写的是夜空中萤火虫那摇曳的点点亮光,这些均是人们从昆虫身上寻求到的视觉上的美好享受。
有时人们把喜爱的昆虫仿制成工艺品、装饰品。如河南光山县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的出土物中,有用玉雕刻成的玉蚕蛾、玉蚕和玉蝉等昆虫。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晚期墓地出土有四件蝉形玉石,形体纤小,雕琢精美。在商王后妇好的墓葬中出土的最为丰富,其中的昆虫类玉石有三种,一是身材细长的螳螂和装饰型的“蝉纹”,二是写实的圆雕蝉,包括一件蝉形玉器和三件石质蝉形玉饰。
另一方面,某些昆虫在人们的目光中很可怕,得到鄙视。如《诗经?东山》里有“伊威在室,蟏蛸在户”,屋里满地爬的地鳖虫和蹲在门口的蜘蛛,很难说在人们的视线里有什么美感。《韩非子?内储说》:“妇人拾蚕而渔者握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女子天生害怕昆虫,即使象蚕这样的虫子,也是心有所顾忌,只不过是“利之所在”,所以女子才敢于用手去触摸它们了。
有些昆虫由于其长相丑陋,并且其有以毒蜇人的习性,因此,常被用来特指某些事项。如黄蜂就是一类不为人讨好的昆虫。《左传》文公元年在评价人的长相时说“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这里把黄蜂的眼睛看成是残忍的象征,实在让人有所畏惧。在《山海经》里,对于黄蜂的形象取材与描述也很多太湖大学堂,如有一种名叫钦原的鸟,“其状如蜂”,它“蜇鸟兽则死,蜇木则枯”(《西山经》);在放皋山有一种叫文文的兽,“其状如蜂”,它的尾巴分叉而舌头倒生(《中山经》),这些描述都提到了黄蜂以毒蜇人或蜇物的习性,这使得在长相上和黄蜂类似的鸟兽给人以视觉上的恐怖之感。
六、昆虫与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昆虫不仅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里。
主要有:
1、丰富的虫旁汉字表达。如把昆虫用作地名(《左传》成公五年的“虫牢”),《左传》、《楚辞》、《论语》等古籍中以虫为偏旁的字眼(如虿尾、蜷局、虬、虺、蠵、蛮貊、蝃蝀、蜃等)。
2、比喻多生的生育文化。如《诗经?螽斯》通过赞扬蝗虫多子多孙来表达一种生育崇拜观念。
3、感叹人生短促。如《诗经冰室辰也?曹风?蜉蝣》通过对蜉蝣朝生暮死之生命规律的感叹表达没落贵族的心境。
4、对某种昆虫以及与之有关的祭祀和崇拜现象。《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有一个跪在树上吐丝的女子,这一般被看作是蚕神的雏形。由于蚕能够给人带来福音,于是人们对它们进行祭祀,如《礼记破凡路?祭义》中即有详尽的论述。再如对蝉的崇拜,商代贵族用蝉形器陪葬。商代贵族死后把玉蝉含在口中,这样的含玉“所以取象于蝉,可能是因为蝉这种昆虫生活史的循环,象征变形与复活,而放在舌头上的舌形玉器,易于使人联想到蝉形”(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2期)。
在周代,人们要进行隆重的祈祷农业丰收的年终报祭(大蜡祭),这种祭祀又称作八蜡(延续到今天还有蜡八踪影),即如《礼记?郊特牲》所说,把各种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分作八个类别来泛祭百神,其中就包括昆虫。祷词中有“昆虫勿作”,即是祈祷昆虫灾害不要发生,目的在于减轻虫害。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昆虫未蛰,不以火田”(《礼记?王制》),显示着人们对于昆虫还存在着一定的戒惧心理,后世某些地方还把“烈山泽而焚之”的伯益尊称为“百虫将军”(《水经?洛水注》)。
另外,对于危害人类的毒虫,人们还用尊敬其天敌的办法来达到止息虫害的目的,如《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有一种叫骄虫的神灵,它是一切蜇虫的首领,祭祀他用一只雄鸡,祈祷后把鸡放生而不要杀掉,这里显然是把雄鸡看成是蜇虫的天敌了。
5、某些昆虫的出现成为吉凶之兆。在古人的预测领域,昆虫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预测要素。《左传》哀公二年记载郑人击败赵简子时得到他的蜂旗,旗帜为何取象于蜂?《拾遗记》卷二说周武王伐纣的前夜出现了象丹鸟一样的大蜂,飞集在王舟上,周王把丹鸟画于旗上,把船叫做蜂舟。鲁哀公二年的蜂旗和这是一类的东西,于是蜂就成为吉兆了。《诗经?东山》里“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的描述很平淡自然,但是到了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那里则是兆喜的观念,是客人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汉代以后的民间还比较流行,这可能是因为蜘蛛吐丝,而“丝”与“思”谐音,才产生了蜘蛛兆喜的观念。有时,古人还把有些怪兽的出现与虫灾联系起来,《山海经?东山经》中说犰狳一出现,各种害虫和飞蝗就会出来伤害庄稼。这些吉凶之兆没有科学根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先民对于昆虫出没与人间事象之关系的思考。
6、昆虫的文学性描述。荀子有《蚕赋》,其文洋洋洒洒,对于蚕给予人间的福瑞极尽颂扬。古代有丰富的化生学说(即不同物象互相转化),庄子有自己和蝴蝶相梦化的认识,《列子?天瑞》有蛴螬化蝴蝶和鱼卵化为虫之说,《诗经?无羊》有梦见蝗虫变成鱼的说法,这些化生学说不管其科学性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是对自然万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文学性描述。昆虫的文学性描述还体现在对昆虫的夸张认识。《山海经?南山经》说蝮虫(一名反鼻虫)鼻上有针,大者百余斤。《楚辞?招魂》说“赤螘若象,玄蜂若壶”(红蚂蚁大如象,黑蜂能跟葫芦比),这些看法显然是对昆虫文学性描述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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